“儿子，爸爸回家了！”带着《人间世》100个抗疫故事

3月31日，《人间世》的总导演范士广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从武汉飞往上海的机票，并配文“儿子，爸爸回家了！”伴随着金银潭、雷神山等医院多病区“关舱”，在离家的第28天，范士广带着一部震撼人心的抗疫故事回到上海。

在疫情暴发的两个月间，范士广带领《人间世》摄制组在上海、武汉两地的抗疫医院蹲守拍摄了逾三万分钟的素材，剪成共六集240分钟的“特别版”纪录片。这也是一部特殊的纪录片。镜头中，所有受访者都因护目镜和口罩看不见面容，衣服上的名字是他们唯一的符号；镜头中，有金银潭医院的女患者在离院前边鞠躬，边记下每个护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；有一位穿着皮卡丘服的普通市民，举着“谢谢”的纸牌数小时为医疗队送行……

“红区是禁区，但生命终究是禁锢不住的。”范士广说，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，当所有人不再强调社会属性，留下的，只有生命对抗病魔的顽强，以及陌生人之间最美好、纯粹的关怀与疼惜。

采访最后，记者问及范士广，是否会让孩子看爸爸拍的抗疫故事，面对这段经历。范士广思考片刻，聊起他思考过很久的辩题——家长愿意让孩子活在童话世界，还是告诉他现实世界的真相？范士广选择后者。“我希望这一代的孩子们，未来都能去看这些影像。我想让他们知道，在这个年代，人类曾经很努力地对抗命运，以及灾难中人性的光芒是多么闪亮。”

第一次红区拍摄后，手机还滴着消毒水

3月3日早上，范士广照例陪五个月的儿子去打预防针。这时候孩子还不知道，几个小时后，爸爸就要背上行囊前往“疫情重灾区”武汉。“回来的时候应该还是春天，重新报儿子体重。找大家吃火锅！” 范士广出发前发了一条朋友圈。

早在二月初疫情全面暴发时，范士广便有些“坐不住了”，每天关注着武汉的新闻，向医疗系统打了无数个联络电话。他想马上带组去武汉，“抢救式”记录那里发生的一切。2003年SARS爆发时，范士广即将参加高考，但十几年过去，他竟对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印象极其模糊。而纪录片正是最好的时代切片，可以把看到的、思考的、观察的，永远记录下来，并留给后人反思。“人的记忆都会慢慢淡化，但镜头可以永久保存。我们希望《人间世》能记录下2020年这个最不能遗忘的春天。”

3月3日晚7点，范士广与3名摄制组成员柯丁丁、谢抒豪、周圣乐，坐上了一趟往武汉运送物资的绿皮火车。次日凌晨四点，火车抵达。整个城市被漆黑笼罩，路上没有任何车和人的影子，所有商业建筑全部关闭着灯光，甚至连建筑物的轮廓都看不清。“你就像一瞬间被投入另一个星球，一切都戛然而止。”

《人间世》特别版摄制组出发。

同一天，摄制组前往金银潭、雷神山和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三家新冠定点治疗医院拍摄。此前，范士广和团队已经在上海的医院拍摄了近一个月，学习过专业医疗防疫流程，“刚开始很不适应防护服，因为非常闷热。10分钟不到你就会觉得闷得受不了；之后更难忍受的就是头疼、缺氧，眼球被护目镜压迫得凸起疼痛。有时候一拍就是五、六个小时。”而来到武汉后，摄制组又重新进行培训，仅是如何正确洗手就学习了一个上午。

而摄制组面临不仅是被病毒感染的风险。严密的消杀过程，让体型巨大、无法浸泡在酒精中的摄影机，根本无法进入“红区”——抗疫医院中重症隔离病房，也是人类与病魔激烈交锋的战区。最终范士广只能用手机“背水一战”。手机的防水性让它扛住了红外线“烤”、酒精擦拭、过氧乙酸擦拭、酒精浸泡的正常污染物消毒过程；进区、出区前，都要重复以上的步骤。完成拍摄后，范士广需要从人员通道出区，手机则会单独经过污染物通道，用非常厚的黄色塑料袋层层包裹，被运送到特定地方。

第一次从红区拍摄后，范士广颤抖着一层层拆开手机“防护”，拎出来的时候，手机还滴着消毒水。他不知道此次“试验”能否成功。当他看到开机logo出现的那一刻，纠结、紧张、害怕、开心，五味杂陈，“素材保住了！”范士广兴奋地说。而第一集《红区》七成以上的素材，都是这样用手机拍摄的。

记录下医生早期面对病毒的焦灼

金银潭马上要关舱了，所有医护人员都在欢呼、庆祝，护士陈贞却带范士广来到空着的18床床前。她护理的一个病人曾在这里离世。如果说《人间世》中面对的生命无常，每天都在持续发生，此次疫情带来的无力感，更像是汹涌的热浪，在几天或几个小时之内突然袭来，让每个人应接不暇、喘不过气。

在雷神山医院，摄制组记录了两个病人等待一台ECMO的“绝境”。ECMO是生命支持系统，可以暂时替代人的心肺功能，为治疗赢取时间。但一台近百万元的ECMO对医院而言是“稀缺资源”。如果在日常情况下，医生通常会参考家属的意见，毕竟使用价格不菲；但在任何外部条件都无需考虑的抗疫时期，医生会产生更大的纠结和痛苦。“两个人只能选一个，医生只能在医学上判断，救病情更危重的。但这种来自于现实情况的困境，会让医生产生极大的无力感。”范士广说。

然而在范士广看来，疫情期间最无力的，无疑是抗疫早期，医生要在完全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救治。上海华山援鄂医疗队医生陈澍刚到光谷院区重症监护室时，没有任何穿戴防护服的经验，经常会因闷热导致眼镜起雾，什么都看不清。他只能听到耳边不停传来病人呼救的声音。他想一把把护目镜扯掉。“你能想象他那个时候眼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？”范士广说，光谷院区副院长刘继红曾向他形容，新冠病人就像一辆发动机出了故障的汽车，爬过这个高坡，他就能活；而医生能做的，只是在他爬坡时，推一把。

为了纾解医护人员的内心焦虑，上海曾指派50人的心理医生团队前往武汉，为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。在“巴林特小组”（曾是促进医生和病人之间理解和思考的小组），心理医生和几个医护人员围坐在一起，宣泄在医院遇到的困难，或难以解脱的心理障碍。一位驻守金银潭的护士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，她的儿子每天都抱着妈妈的枕头睡觉，因为上面有妈妈的味道。一名护士长说，当她知道武汉医护人员感染严重的消息后，她把所有的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了家人，就像是诀别。

巴林特小组每天都在讲述不同的故事。“如果说医院的无力感是面对生命的抢救，但往往真正击溃内心最后一道防线的是这种亲情。”范士广说，来自上海的一名42岁的心理医生，在来武汉短短20天内，迅速白了头发，“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什么叫惺惺相惜。”

医生和患者在此处相逢，性命相托

在“红区”蹲守时，范士广曾经拍摄了这样两个故事。

12床一位81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因糖尿病，右腿迅速坏疽。但隔离病房不具备手术条件。上海援鄂护士卢文文照顾了老爷子半个多月，她哽咽地握着老爷子的手说“我们医护人员都很努力，虽然你现在听不到也感受不到，但真的希望你加油。”

另一位护士护理的一位病人，在弥留之际没有家人在身边陪伴，于是她把病床推到走廊里，坐在大概距离10米的位置，像亲人一样陪他走完了最后10分钟。

“就像陈贞护士，和去世的病人也根本不认识，只不过照顾了他几天。但这就像这个世界如果只剩下你和我，你离开了，我本能会产生痛苦。这是对生命逝去感到的痛苦。”范士广和每个医护人员一样，全身包裹得像个粽子，很多护士曾把他当做医生；在这里，病人从未见过医护人员的脸，不知道是胖是瘦，是美是丑，生离死别都很难再相见。大家在此处相逢，性命相托。

在来到武汉前，范士广没有对主题、拍摄内容做任何预设。而原本只计划在武汉拍一集内容，扩充到两集，直到最后成片中的四集，他想不到这里会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。例如第四集《脸庞》的拍摄契机，是突然有一天，范士广和护士们随机聊天，他发现，面前这些“白衣天使”的防护服之下，其实都是再平凡不过的人。有的人背着家人偷偷来到抗疫一线，有的人原本计划春节后就与男朋友举办婚礼。而无论是护士、医生、甚至保洁阿姨，他们与病人就像是囚困在同一个牢笼当中，彼此陌生，又相互依偎，每个人都在这个医院里有着独特的个人记忆。

“我们不应该功利性地要拍多宏大的故事，这些属于每一个医护人员的回忆，才是最真实的，更能持久的故事。”范士广当时便提出变换拍摄思路，在医院采访一百个人，讲述一百个真实的抗疫故事，记录一百张平凡却崇高的面庞。“我们所谓对医护人员的歌颂，不是单纯空洞的喊口号，我们通过这些故事，才能体现医护人员最真实的人性崇高，和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。”

这两个月间，范士广最难忘的画面，是来自上海和武汉的医护人员推着12床在转院做手术的路上，路边的桃花全部盛开了。其中一位医生提议“给我们五个人拍张照片吧！”照片中，白色衣服的是武汉的医护人员，蓝色衣服的是上海的医护人员，他们彼此不知道姓名，也从未见过对方的样貌，“我们很难见到人和人之间如此纯粹的情愫，但在疫情期间，随处存在。”

新京报记者 张赫

编辑 佟娜 校对 李立军